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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白花的篱前

刘涛的世经随笔:国际金融市场、能源价格。siisliutao@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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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外储库的实质就是亚洲货币基金  

2009-05-05 03:03: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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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实质就是亚洲货币基金

 

■ 刘涛

 

 

5月3日,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亚10+3国家财长最终就组建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妥协。据称,该储备库的作用是在成员国遭遇国际收支困境时提供临时性流动性援助,以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IMF无法胜任全球最后贷款人这一职责,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东亚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及缺乏区域协调的弊端。危机结束后,各国普遍希望加强货币金融合作以维护本地区金融稳定。短短几年内,东亚建立了名目繁多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包括亚欧会议财长机制、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机制等。迄今为止,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清迈倡议、亚洲债券基金和亚洲货币单位等。

但近年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逐渐陷入了困境,各方相继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虽然东盟通常在名义上被看作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中心,但明眼人都知道,其眼界仅仅满足于追求内部较低层次的一体化,并不足以担此大任;而真正雄心勃勃的中日韩三国又围绕主导权问题争执不休。因此,推动东亚合作的关键其实还在于中日韩三国之间能否实现良性互动。

回顾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难产的全过程,便不难透视三个东北亚国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1)2003年10月,在清迈倡议取得阶段性进展之后,为更好地整合区域内货币和金融合作资源,增强各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温家宝总理在第七次10+3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将清迈倡议多边化,这一建议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普遍支持。

(2)为落实这一精神,2006年5月10+3海德拉巴财长会议决定成立清迈倡议工作组,研究多边化的形式和内容。

(3)2007年5月10+3财长东京会议明确宣布将各国基于清迈协议的双边货币互换扩展为多边性质的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标志着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取得了重大实质性进展。

(4)2008年5月10+3财长马德里会议则进一步将这个储备库的规模明确为800亿美元,其中,中日韩分担80%,余下20%由东盟十国内部分摊。

(5)但直到2008年11月的亚欧峰会上,中日韩仍未就80%如何划分达成一致意见,各方只是原则上同意在2009年6月之前给出答案。

(6)2009年2月在泰国普吉岛举行的10+3财长特别会议上,各方决定将拟议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

(7)2009年4月的10+3领导人峰会前夕,东盟内部率先落实了20%部分的出资份额(总计240亿美元)的具体分配,分别为:文莱3000万美元,柬埔寨1.2亿美元,印尼47.6亿美元,老挝3000万美元,马来西亚47.6亿美元,缅甸6000万美元,菲律宾36.8亿美元,新加坡47.6亿美元,越南10亿美元,泰国47.6亿美元。同时,韩国也宣布其出资份额为240亿美元,同样占20%,而中日之间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8)最终,2009年5月10+3财长巴厘会议上,中日之间终于相互靠近,双方各承担384亿美元(32%)。同时,韩国出资份额降为192亿美元(16%);东盟十国份额不变,仍为240亿美元(20%)。

以笔者看来,所谓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虽然挂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招牌,但其真正瞄准的却是东亚地区货币和金融一体化的未来。储备库不过是一个载体,未来附着于其上的汇率政策协调机制、亚洲债券市场乃至共同货币等高层次货币和金融一体化成果才是区域内大国所希望看到的。

首先,不能仅仅将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立看作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反应。2003年这一机制提出时,华尔街金融风暴尚遥不可及;当这一机制在2009年底进入实质运作阶段时,各国恐怕已踏上经济复苏的道路上了。因此,其存在与否,对于本次金融危机已基本不发挥实质性影响。即便其间有猪流感、能源价格反弹等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也不大可能使这一复苏进程出现重大逆转或中断。当暂时性国际收支失衡出现时,各国相互间、或与区外国家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也可迅速补充充足的流动性。须知仅清迈协议框架下的区内国家双边货币互换,总额便高达800亿美元!因而笔者认为,对于各国积极推动储备库建设的行为,在分析其背后动机时若一味着眼于当前的金融危机,恐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其次,中日韩对东盟国家的特殊照顾显示这一机制有更长远的战略目的。从形式上看,这一机制借鉴了IMF的设计思路,根据1944年的怀特计划,IMF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存款制”原则,即资金主要来自于各成员国的缴纳;但与IMF“出资越多、可获得贷款越多”原则不同的是,未来中日两国将来从储备库中提取的外汇数量不超过其出资规模一半;韩国可以提取等额的外汇;而东盟国家可动用外汇的上限则是其出资规模的2.5-5倍。显然,若单从理性人角度来看,中日韩三国,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纯粹是在做贡献,本身似乎并不能从储备库中直接受益。但由于这一机制照顾到了一些外汇储备不足的东盟国家的需求,对其有较大吸引力。从长期来看,这一机制有助于增强东盟国家参与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的兴趣。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一旦走上正轨,所有国家最后都将成为赢家。

最后,从内容上看,与双边货币互换停留在纸上的承诺不同,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明确要求各国实际出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非但不推卸责任,反而千方百计要求提高贡献能力。例如,在此之前,中日两国一度相持不下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希望按外汇储备规模决定出资规模,如此一来,坐拥2万亿美元庞大外汇储备的中国便将占据半壁江山;而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则坚持应按GDP来计算。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便是各占32%的同等出资规模。韩国和多数东盟国家在这次危机中事实上都曾一度面临外汇储备不足的窘境,但依然显示了强烈的出资意愿。显然,各方都清楚意识到,出资规模直接决定今后在东亚地区经济事务上的话语权大小。

可以预见的是,储备库的管理中心放在哪里,将成为各国下一步争夺的焦点。从国际经验来看,正因为有了世界银行和IMF这种国际金融机构的存在,在伦敦金融城发布的2009年全球金融中心索引中,一向作为美国政治中心的华盛顿也高居排行榜第21位,领先于上海(第35位)和首尔(第53位)等亚洲城市。从东盟角度来看,既然已经有了作为亚洲版世界银行的亚洲开发银行总部(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不在乎再多一个亚洲版的IMF总部;而中日韩出于提高本国对地区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乃至促进本国金融中心发展等种种考虑,自然也希望将其总部放在本国疆域内,目前韩国媒体正呼吁本国政府行动起来,争取先下手为强,以此作为韩国金融产业发展的契机。因此,中国也应当积极游说各方,争取将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管理中心放在上海,这既能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中国外汇资产的安全,又能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届时,随着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其外溢效用还将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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