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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白花的篱前

刘涛的世经随笔:国际金融市场、能源价格。siisliutao@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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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国际金融、货币政策。我的联系信箱是siisliutao@sohu.com。未经允许,谢绝媒体转载,请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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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会拯救希腊吗?  

2009-12-20 20:46: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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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会拯救希腊吗?

 

■ 刘涛

 

 

随着世界经济日渐摆脱衰退的阴影,理性的人们已开始反思应从这场危机中汲取何种教训,以便未雨绸缪,防范下一场危机的降临。然而,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企图多半是徒劳的。原因在于:其一,危机本身正是经济周期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繁荣自然就有萧条,有泡沫必然就有泡沫破灭的那一天,这是经济规律决定了的,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其二,危机每次并不总以一成不变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危机的经验未必适用于下次危机;其三,人们关于危机的认知还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一些看上去合乎逻辑的干预行为实际上潜藏着巨大风险,有可能引致难以预料的更坏结局。

在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是万能的,即便没有政府的调控政策,危机也完全可能由于经济系统内在的稳定机制而消弭于无形。例如,危机通常是由于前一阶段的产能盲目扩张引起的,而危机的作用便是强制压缩这些产能,等到库存消耗得差不多时,新的投资需求将自动反弹;此外,即便没有央行介入,利率也会趋于下滑,从而更刺激了投资需求复苏。早期的经验证据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1857-8,1860-61,1865-7,1882-85,1887-88,1890-91,1893-94,1895-97,1899-1900,1902-04,1907-8,以及1910-12年历次危机中,在美联储尚未诞生的情况下,美国最终也自行走出了经济危机。当然,更广为人所熟知的例子,是弗里德曼所津津乐道的——1932年美联储收缩货币的错误努力反而加深了危机,使之恶化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萧条。

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中,现代国家政府却不可能对危机坐视不理。这背后的原因是:一是伴随着大萧条问世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赋予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更多“驯服”经济的可能和冲动;二是纯粹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做些事情”也总比“什么都不做”更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和谅解——在危机带来的恐慌情绪席卷下,人们往往预设假设地认为,如果政府什么都不做,会使得事情变得更加无法收拾。因此,危机面前,很少有哪个政府真的敢于尝试“无为而治”,并为此承担后果;更何况,做了事情也就意味着,日后还可以将经济好转的功劳名正言顺地归于自己名下。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反映在本次危机中,最夺人眼球的莫过于围绕对于“太大而不能倒下”(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机构是否要施以援手引发的争辩。

不救,是因为救了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是一个理论上看似浅显的道理:如果大型金融机构知道政府肯定会对其进行担保,那么它们在从事高风险业务时将无所顾忌:如果豪赌成功,它们会得到巨额利润;而一旦下注失误,政府也会出面善后。正是基于此,在倾向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强力主导下,伯南克和美联储放弃了对雷曼兄弟的拯救。

但在此之后,关于为何不救雷曼兄弟的质疑声音不断升温,在其倒下一周年之际达到顶峰。许多人坚信,当初美联储若是果断出手救了雷曼兄弟,或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一连串悲剧了。回过头来看,这种假设也不无道理,因为人们现在对于美国投资银行在整个次贷危机扩散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投资银行是次级债资产证券化的始作俑者,并将衍生产品打包卖给各国商业银行;与此同时,它又通过信用违约掉期(CDS)工具将风险进一步转嫁给全球保险业乃至整个资本市场。因此,如果导火索在投资银行这一环节被提前切断,也许就不会有后面更多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被卷入危机了。

问题在于,人们已无法去验证“如果拯救了雷曼兄弟,世界会更美好”这一命题的真实性了;相反,人们只看到,美联储放弃拯救雷曼兄弟后,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麻烦事。可以肯定的是,它再一次强化了人们对于危机发生后政府应当“做些事情”的认识。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世界经济再次经历了两次强余震,一次发生在中东的迪拜,另一次发生在欧元区的希腊。虽然上述两个地区就传统影响而言,对于世界而言实在算不上太大,但在全球复苏前景乍暖还寒的当下,特别是对于其所在地区而言,至少也是“太重要而不能倒下”。

因此,尽管作为阿联酋的政治中心阿布扎比未必真心情愿伸手去拉迪拜一把——100亿美元的担保义务很可能意味着,阿布扎比将不得不动用本来就所剩无几的石油资源来为迪拜无节制的轻率和狂妄埋单,但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面前,阿布扎比经过数周的沉默后,最终还是屈服了,因为它无意成为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罪魁祸首。

迪拜是幸运的,因为它背靠的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希腊的命运则更不确定,因为它背靠的只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根据《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区成员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不得超过60%,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过3%;而2009年希腊上述两个指标分别高达113%和12.7%。随着标普、惠誉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大幅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政府的借款成本也随之上升,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5.74%,比德国同类债券收益率高出271个基点;同时,希腊主权债的CDS价格也出现飙升。

对于拥有16个成员的欧元区而言,希腊如果出事,很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导致整个欧元区出现动荡:一方面,其他欧元区成员国或多或少持有希腊国债;另一方面,包括爱尔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在内的多个成员国都存在类似财政问题,其主权信用评级下降也是早晚的事。但更为严重的是,希腊如果难以解困,甚至最后不得不退出欧元区,将重挫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此,拯救希腊以阻断传染效应变得势在必行。

目前,欧元区内部对于此事尚有两大顾虑:第一,这种拯救行为是否违法?第二,刚经历了一场全球危机的其他欧元区成员国是否有能力拯救希腊?对此,欧洲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德?格劳威强调,首先,欧盟相关条约确实反对强制动用其他成员国的资源去为另一个成员国的债务埋单,但并未禁止一些成员国“自发”对其进行救助;其次,救助希腊只会让其他成员的债务增加3%,这与相关国家在次贷危机中为救助本国金融机构所费相比,已经是一个小数目了。

但显然,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其他欧元区国家对希腊主权债危机的严重后果是否已有足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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